郑州商品交易所交易系统
郑州商品交易所（郑商所）的交易系统以其高效性和可靠性著称。 该系统的实时撮合功能强大，分布在全国主要城市的远程交易终端，确保了期货交易的即时进行。 它的结算、交割、风险监测、信息发布和会员服务等多环节，通过技术手段为交易提供了坚实的保障，确保了交易过程的安全运行。
郑商所的最新计算机交易系统实现了升级，能够处理多种定单类型，包括期权交易和做市商双向报价，功能更加全面，满足了市场多元化的需求。 为了进一步增强系统的稳定性，郑商所规划了灾难备份系统和热备份系统，以实现技术系统的全面和完备。
在交易规则上，郑商所采用保证金制度、每日涨跌停板制以及每日无负债结算制，通过指定结算银行进行集中清算，有效管理会员交易风险。 实物交割制度也是其特色之一，到期未平仓合约需在规定期限内履行，交易所设有专门的交割仓库，为会员提供必要的支持服务。
同时，郑商所高度重视风险防控，通过交易风险实时监控系统和风险预警系统，对市场资金、交易、持仓和价格趋势进行量化分析和预测，及时识别和控制风险，维护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扩展资料郑州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郑商所）是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我国首家期货市场试点单位、目前全国四家期货交易所之一，隶属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垂直管理。
期货的做市商制度是怎样的？
做市商制度由一名或多名做市商负责提供买卖双边报价，投资者的买卖指令会传送至做市商处并与之交易，因此做市商有责任维持价格稳定性和市场流动性。 做市商制度是一种报价驱动式的交易机制，与竞价交易中的隐性报价不同，做市商同时进行显性的买卖双向报价，并在其主动报出的价格上实现买卖交易，只要投资者愿意买，做市商就必须卖，或者只要投资者愿意卖，做市商就必须买，其情形类似于中国居民到银行柜台上买卖外汇。 买卖价差是做市商的主要收入。 做市商的做市行为并非完全地取决于自身的利益意愿，更不是无限制地非理性，而是来自做市商和公众投资者的相互约束，所有市场参与者也正是在这种相互制约中为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获取最大利润而不断进行各种权衡，实现各自利益，市场亦因此在理性的轨道上运作。 ⑴做市商服务的需求与供给分析做市商提供的是一种交易服务，这种服务的价格是由证券买卖价差(SPREAD)来测量的。 做市商的服务价格与证券价格是两码事，做市商坚持在任何时候以买进报价买进证券，以卖出报价卖出证券，即做市商在市场上提供的是即时服务。 那么，做市商做市的经济效应也就体现在这种做市服务的需求与供给上，而不是证券本身的供求。 市场上之所以产生对做市商服务的需求，主要是因为市场运行过程中对某种特定证券的一般公众购买者与出售者并非都是均衡的原因，因而要求有一个中介机构出面通过自己的中介性买卖来平抑这种暂时的失衡，这是相对于完全竞争状态市场而言的一种人为加速市场均衡的制度。 为了分析这种供求关系，我们可以用比较直观的坐标图（见图一）予以展示。 假设一种证券的初始价格为P0,如果在这个价位上购买者的购买能力超过出售者，即会产生一种不平衡，其中的差额为A-B；如果在一段时间内公众出售者与购买者不能相互匹配，这种不平衡将持续下去，这对市场效率显然是一种损伤。 在没有做市商参与的情况下，一定量的购买者因为没有相应量的证券供给而不能实现购买需求，或者只好在比P0高的价格P1的水平上购买，但这须由市场参与者的购买能力而定，即并非所有的公众参与者都有很高支付能力。 如果做市商愿意在低于P1而高于P0的价位上出售该种证券，由此就会使实际价格产生一定偏离，然而这种偏离降低了所有市场购买者的购买成本，尽管交易价位仍比初始价格高，但却换来了大量交易的达成和市场参与者需求的满足，并提高了整个市场的运作效率。 这就是做市商服务产生的需求基础。 当然，在任何一个市场上（包括没有做市商的指令驱动市场上），总会存在某种机制对图一列示的不平衡做出反应（比如证券、期货市场上的投机者）。 但没有做市商的市场上的缺陷是投资者不能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交易，市场本身不提供即时的直接性的服务。 所以，这种不平衡的自发性平抑是零星分散和滞后的，不平衡的恢复是高成本的，远没有做市商长期连续性的大规模做市服务所发挥的平抑作用那样高效率。 而在有组织的做市商市场上，在非均衡出现之前，做市商通过其做市服务活动就会限制失衡出现的机会，所以，这种反应和限制是事前的。 当然此间做市服务的提供是基于经济收益而出现的，即从以低报价买进、以较高价卖出中获得收益。 实际上，在竞争性市场上，做市商买进报价与售出报价间的差额反映了提供做市服务的成本或利润，除非从做市服务获取的利润能够弥补其成本，否则，证券商不会一直从事这种做市买卖业务。 图一所示的交易价格围绕真实价格的波动是通过由做市商设定的报价差额而得以限制的，说明提供做市服务的成本越高，买卖报价差额就会越大，真实价格基础上交易价格的可能波动也就会越大。 由此，做市商市场的合理特征应该是：在尽量低的成本上提供做市商服务。 当然这也是所有市场的一般原则，只不过这里的成本取决于一般公众交易商的经济情况以及证券商之间的竞争程度而已。 ⑵做市商报价差额的分析做市商在证券期货市场的双向报价中，买入价与卖出价之间存在价差(Spread)。 这种价差的存在是合理的，基本上是由两部分组成。 一是做市商在向公众投资者提供双向报价过程中的成本。 又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 直接成本是指购买计算机等设备和建立有关网络的费用支出、做市人员及决策人员的薪金以及传递交易单据过程的费用等；间接成本是指搜集、整理、分析市场信息，对市场未来走势作出预测的研究开发费用等。 二是做市商提供报价服务所取得的利润。 做市商实行双向报价的过程中，在双向以相同数量成交的理想情况下，做市商肯定是有价差收益的。 在向公众提供服务的同时，也为自身赚取利润。 正是这种对于市场和做市商本身都互为有利的交易组织机制，确保了市场的平衡和流动性。 影响做市商买卖报价差额的决定性因素包括：做市证券品种的交易量。 交易量越大，差额趋向于越小。 从某种程度上讲，交易量大的证券的流动性也大，可以缩短做市商持有的时间，从而可以减小其库存风险；并能够使做市商在交易时容易实现一定的规模经济，也会由此减少成本，差额也就没有必要太大。 证券价格的波动性。 波动性越大，其差额也会越大。 因为在给定的持有期间内，波动率变动较大的证券对于做市商所产生的风险大于变动小的证券，作为对这种风险的补偿，其价格差额自然也就愈大。 证券品种价格。 从价差的绝对额看，做市价格高的证券，其价差会大于价格低的证券；而从比例价差（报价价差相对于证券价格）看，证券价格越低，其比例价差越大。 市场竞争压力。 做市商的数量越多，竞争性越强，各种约束力量就越是有力地限制单个做市商报价差额的偏离程度，因而差额越小。 做市商为了获得更多的做市价差收入，相互之间进行竞争。 竞争促使做市商千方百计地降低成本和利润，最终结果是逐渐缩小报价价差。 而且拥有做市商数量越多的证券的交易越活跃，流动性越大，其中做市商的风险也就越小，作为风险补偿的差额也就越小。 做市商不是庄家在香港及台湾地区，人们习惯上把做市商等同于“庄家”，把做市商制度又称呼为庄家制度，这在国内引起了包括投资者、监管机构等市场各方对做市商制度的误解。 “庄家”， 简单地说就是通过操纵股价来获取巨额收益的机构投资者， 是指在证券市场上凭借资金和信息优势，通过各种方式有计划地控制一家或几家上市公司相当大部分的流通股票，并取得对这家或这几家上市公司股票价格走势的操纵地位，进而实现暴利的机构。 因此“庄家”已成为操纵市场者的代名词。 从A股市场来看，庄家已存在多年，因此，市场已习以为常，甚至有“无庄不成市”一说。 客观地说，对于证券市场，庄家对激发交易兴趣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相对于其对市场有效性、投资理性和资源配置的破坏，弊明显大于利。 故《证券法》、《期货交易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均严格禁止操纵证券市场价格的行为，所以，加强监管、提高证券期货市场发展的规范化程度，必然要查处庄家行为。 本文认为，“庄家”与“做市商”绝非等价概念，做市商制度是一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合法制度，庄家坐庄则是一种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违法违规行为。 具体来说，二者的差异体现在以下方面：运作目的不同。 实行做市商制度，从直接目的上说，是为了保障个股交易的连续性，以避免有行无市的现象发生。 因此，做市商负有两个基本的做市责任：一是公开报价，即就其做市的股票报出“买价”和“卖价”；二是在报价范围内，只要投资者愿意买，做市商就必须卖，或只要持股者愿意卖，做市商就必须买。 而“坐庄”完全不同于“做市”。 庄家运作的目的不在于保障个股交易的连续性，而在于通过坐庄来获取巨额收益。 交易风险不同。 如果做市商报出某只证券的卖价后，持续无市，该做市商就必须进一步降低卖价甚至低于当初做市商的买入价，直至该只股票有一定的成交记录。 在这个过程中，做市商有可能发生亏损，而这种亏损的原因在于做市商必须“做市”以保障交易连续性，因此，既是做市商的义务，也是做市商制度的内在要求。 由于存在这种制度性亏损的可能，所以，要给做市商以一定的政策优惠。 与此不同，庄家在坐庄中的风险主要来自于：一是信息泄漏，即坐庄信息被泄漏给其它机构时，后者选择相反的操作，在其实力与庄家相当甚至超过庄家的条件下，庄家将发生亏损；二是策略失误，即在吸筹、拉高和出货过程中，由庄家吸筹过多或过少、拉高不足或过高、出货过早或过迟等策略失误而引致亏损；三是资金不足，即庄家用于坐庄的资金总量不足以满足吸筹、拉高等操作的需要，导致坐庄失败而亏损；四是信息失误，即庄家选择坐庄时的信息是不准确的或是虚假的或是不完整的，由此导致坐庄失败；五是庄家内讧，即在由若干个机构联手坐庄中，由于利益不协调、操作意见分歧等而使一部分机构退出联手行列，由此，引致坐庄无法继续。 显而易见，庄家在坐庄过程中尽管也有风险，但绝非为了保障交易的连续性，也不是制度的内在要求。 信息状况不同。 在做市商制度中，做市商的名单是公开的，是一种“阳光做市”。 其做市行为完全依据公开的信息，严禁通过各种非正当方式收集和利用内部信息和内幕消息，严禁散布误导性信息和谣言。 其交易行为要定期向监管机构上报。 而坐庄是一种地下行为。 除依据公开信息外，庄家想方设法收集各种内部信息、利用内幕信息甚至散布误导性信息。 利用信息不对称，以诱导跟庄者“上钩入套”， 从中获利。 同时 庄家在坐庄过程中，对其操纵行为是严格保密的，并通过分仓等各种办法设法进行掩饰。 对市场趋势的影响不同。 对于做市商来说，不准操纵股价，也不能直接影响市场价格走势。 只是为了维护交易的连续性，做市商有着维护市场正常运行的功能。 在中国股市中，庄家处于远优于一般投资者的地位，他们可以利用资金实力及其它有利条件，在股价欲涨时“打压”、在股价欲跌时“抬价”，使个股价格的上扬与下落处于一般投资者难以预期的态势中，极易打乱股市的正常走势；同时，由于在坐庄中通过在从低价位大量“吸筹”然后“拉高”再到“出货”，极易形成股价过度波动；再次，由于庄家通常在高价位“出货”，使一般投资者高位“套牢”。
做市商制度国内运用
中国金融市场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必将在进一步对外开放中面临机遇与挑战。 学习和吸收海外金融市场先进运作模式，成为必然选择。 中国对于国债、股票、期货市场的做市商制度研究和探索，虽然起步较早，但效果并不明显，至今仍未形成健全的制度。
中国证券市场的做市商制度始于1990年“全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STAQ）的试行。 1991年，该系统正式实行做市商制度，但由于市场规则极不规范，做市商制度名存实亡。 后来系统停止运行，做市商制度未能持续。
在股票市场，自1993年至1994年间，深圳证券交易所内部及证券公司曾提出建立做市商制度的多份研究报告。 1995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组织过有关证券市场引入做市商制度的大规模研讨活动。 在1999年5.19行情和2000年下半年的暴跌行情中，一些机构的出逃导致了股价的剧烈波动，有关方面为稳定市场再次提出建立做市商制度问题。
中国创业板市场（二板市场）将目标定位在高起点、国际化、规范化上，试图吸收发达国家二板市场的成功经验，科学设计，严格管理，以成为规范、有效、活跃创新性企业的融资市场。 关于是否引入做市商制度实行报价驱动机制，在证券市场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反对者认为，中国股市的流动性（以换手率为衡量指标）居全球之冠，因此不需要引进旨在增强流动性的做市商制度。
在中国二板市场的交易机制方面，完全不照搬纳斯达克的制度，而应当延续主板市场的交易机制。 延续主板机制可以降低二板市场的设立成本，简化运作程序，使券商和投资者能迅速适应二板市场的交易环境。 但引入做市商制度的诉求点并非是“活跃市场”，而是“规范市场”。 做市商抑制操纵的原理是，由于做市商对某种股票持仓做市，使得有意操纵股价者有所顾及，既不愿意为做市商“抬轿”，又担心做市商抛压。 做市商还可以利用技术手段来平抑股价，当市场出现买卖指令不均衡时，做市商可以插手其间，平抑价格波动。 反对的观点称，做市商事实上也是庄家，也有可能滥用享受的特殊权利，甚至和其他做市商合谋串通，产生新的操纵行为。
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探索及运用做市商制度做出实际行动的是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目前实行的双边报价制度具备做市商制度的雏形。 银行间债券市场是中国货币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交易主体丰富，品种日益丰富。 尽管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制约了市场进一步发展及其功能的发挥。 最突出的问题是市场存量大而流动性不足。 银行间债券市场发展过程中，中央银行适时提出了建立做市商制度的要求，以活跃市场交易。
中国期货市场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初，交易火爆，但投机过度。 过热的期货市场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市场操纵屡禁不止，利用外盘期货的诈骗事件不断发生，导致期货市场进入调整期。 在此后数年的规范整顿过程中，期货市场规模逐年缩小，2000年达到最低的1.63万亿元。 为了提高市场流动性，各期货交易所相继实行手续费减收政策。 2002年4月，郑州商品交易所推出指定交易商制度，进一步向做市商制度迈进。 郑商所正在加紧制定期权做市商管理办法，以便迎接期权交易这一新型交易工具的推出，确保其成功运行。 与期货交易相比，期权交易的交易策略众多、交易理论复杂，更需要做市商发挥其专家作用，为期权提供报价。
扩展资料做市商制度是一种市场交易制度，由具备一定实力和信誉的法人充当做市商，不断地向投资者提供买卖价格，并按其提供的价格接受投资者的买卖要求，以其自有资金和证券与投资者进行交易，从而为市场提供即时性和流动性，并通过买卖价差实现一定利润。 简单说就是：报出价格，并能按这个价格买入或卖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