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是一份记录了中国证券期货市场发展情况的重要资料。根据该年鉴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证券期货市场整体稳步发展，并呈现出一些积极的特点。

2024年中国证券期货市场的总体规模继续扩大。证券交易市场的总交易额和总市值均呈现出增长的态势，证券期货市场的总体规模逐渐壮大。这一趋势说明中国证券期货市场的参与主体逐渐增多，投资者的参与热情持续高涨。

2024年中国证券期货市场的交易活跃度有所提升。证券期货市场的日均成交量和日均成交金额均有所增加，市场的流动性得到了改善。这表明投资者对证券期货市场的信心逐渐增强，市场的交易活跃度也有所提升。

2024年中国证券期货市场的产品和服务不断创新。证券期货市场推出了一系列新产品，丰富了投资者的选择空间。同时，证券期货市场的服务水平也得到了提升，投资者的投资体验得到了改善。这一创新助力了证券期货市场的发展，也吸引了更多投资者的关注。

最后，2024年中国证券期货市场的监管体系进一步完善。监管部门加强了对市场的监督和管理，规范了市场秩序，保护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这为证券期货市场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24年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揭示了中国证券期货市场的发展态势。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交易活跃度逐渐提升，产品和服务不断创新，监管体系进一步完善。这些积极的特点表明中国证券期货市场正朝着更加健康、稳定和成熟的方向发展。期待未来中国证券期货市场能够持续发展壮大，为投资者提供更多投资机会，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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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有论文是关于“资本成本决策研究”的材料或者是范文，给我发一下，谢谢！邮箱413446766@qq.com

我也是在网上找的，不知到对你是否有用，参考一下吧论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的混淆及危害摘要:与资金成本不同,资本成本体现的是健全的公司治理机制和对资本风险报酬的尊重。 但理论界却将二者混为一谈。 资金成本用于投资决策,就会导致投资过度和资本浪费;用于融资决策,就会导致与西方企业完全不同的融资次序,并切断公司投融资理论的联系。 为了使中国财务理论能指导企业的投融资决策,就必须摒弃资金成本概念。 目前在中国财务学的融资决策研究中,既使用资本成本概念,又使用资金成本概念。 这两个概念的同时存在造成了中国财务理论研究的混乱,并在资本市场的实践中引发了不良影响。 1 概念不同 表面上看,企业在实际使用资本时都是先将其转化为货币,然后进行投资或购买实物资产,在这一意义上讲,可以用货币统一表示资本与资金,因而资本成本与资金成本似乎也是可以相互替代的。 但是从深层次看,资本成本与资金成本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 关于资本成本(CostofCapital,COC),目前最权威的定义是《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给出的:“资本成本是商业资产的投资者要求获得的预期收益率。 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公司的经理把资本成本作为评价投资项目的贴现率或最低回报率”[1]。 可见,按照现代公司财务理论的解释,资本成本既是投资者所要求的回报率即预期收益率,同时又是有条件约束的资金使用者融资成本。 而资金成本,属于中国财务理论研究中特有的范畴。 “所谓资金成本,是指资金使用者为筹措和占用资金而支付的各种筹资费和各种形式的占用费等,是将盈利和资金的一部分支付给资金所有者的报酬,体现着资金使用者和所有者之间的利润分配关系”[2]。 从资金成本的这一定义看,是单纯从资金使用者角度考虑融资成本。 资本成本是与资本市场、现代公司财务理论一起引入中国的“舶来品”。 而资金成本,则是中国企业改革“拨改贷”后的“产物”,是一个由企业管理者单方面决定的融资成本。 然而,直到今天,中国的财务理论界仍然把这二者混为一谈:要么仍用资金成本的名称和定义,根本不提资本成本;要么一方面使用资本成本的名称,另一方面却依旧采用资金成本的定义。 2 定价理论和现实经济的背景不同 从定义上看,资本成本与资金成本都是企业发行融资工具的代价,也即决定企业融资决策的价格指标。 受这一共同点启发,下面从定价理论和现实经济的背景中探讨它们的根本区别。 2.1 从是否应考虑风险因素看 与普通商品相比,金融资产最大的特点是收益具有不确定性即风险,而且资本资产的风险性远远大于货币资产。 因此对金融资产定价时,其风险就成为人们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其中,货币资产由于其期限很短,可以忽略其风险,直接以筹集费和占用费来定价,但资本资产的定价就必须考虑其风险的大小。 1964年和1965年,美国著名财务管理专家和在的基础上做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用于确定资本资产的风险价格即资本成本。 自此,西方公司企业在融资决策中就主要使用风险定价的资本成本概念。 相反地,中国理论界过去一直都忽视了资本定价中的风险因素,误以为“资本本身的价格等于构成资本的商品的价格”[3]。 直到1988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市场》编写组的专家们在介绍短期资金市场、长期资本市场时也仅仅是指出两者的区别在于期限长短的不同,丝毫没有涉及两者的风险大小不同。 因此,在中国理论界缺乏风险报酬意识的背景下,企业融资时侧重使用建立在筹集费和占用费基础上的资金成本概念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2.2 从是否体现出完善的现代公司治理机制看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在公司企业中,公司管理者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是不一致的。 公司管理者需要的是他们个人收益的最大化,是他们在职支配资源满足个人需要、获得效用的最大化,是他们借助于运作公司,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大化。 而这种利益最大化却可能与股东利益最大化发生冲突。 因此,必须设计相应的公司治理机制以保护股东的利益。 在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下,投资者就能够保护自己的投资利益,对公司管理者形成硬约束。 一旦公司大肆进行股权融资,而其实际支付的资金成本达不到具有同等经营风险公司的资本成本时,就会出现原股东回报率下降的情况,后者就可以利用公司治理中的约束机制制约管理者的行为:或者“用手投票”,在股东大会上否决该再融资提案或撤换管理层,或者“用脚投票”,撤资转向其他的投资项目造成该公司的股票市值下跌从而使公司容易遭到敌意收购,以此形成投资者对公司管理者的硬约束。 这就要求公司管理者在制定融资决策时必须支付一个最低的风险报酬率。 这时股权资金成本将被迫等于股权资本成本。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成本与资金成本就会趋于一致。 但是,如果缺乏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投资者就无法约束公司管理者的融资决策。 在这种软约束机制下,公司股权融资的实际资金成本就会小于其股权资本成本,甚至可以为零,从而严重侵害投资者的利益。 这时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就会成为完全脱节的两个概念。 鉴于中国公司治理机制还很不健全的现实,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资本成本的理念体现了现代企业制度中保护投资者的公司治理机制,而资金成本则体现了中国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的特征。 2.3 从各自产生的历史背景看 自从1938年美国学者提出股票定价的未来现金流折现模型后,折现率即资本成本的确定就成为一个核心问题。 直到1952年,在投资组合理论中首次用未来收益的标准差来衡量资本资产的风险,这个问题才柳暗花明。 CAPM模型提出后,来自古典经济学静态要素成本之一的资本成本彻底完成了向动态成本的转变。 可以说,投资组合理论和CAPM模型揭示了资本资产的风险与其预期报酬率之间的关系,标志着财务理论的飞跃发展,并使得公司财务理论与投资理论融为一体。 与西方财务理论中的资本成本不同,资金成本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变迁中的产物。 最早由蒋一苇教授提出了“资金有偿使用”的建议,具体的实施措施就是1984年开始的“拨改贷”改革。 事实证明,“拨改贷”后,国有企业开始有资金成本的意识了,其财务经营关系看上去与真正的市场经济下的企业经营行为有点相似。 但仅仅是“有点相似”而已,因为“拨改贷”是试图让企业在所有者缺位的情况下靠贷款来组建和发展。 显然,这种情景下的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毫无共同之处。 从理论上讲,国有企业筹措、占用资金所以要付出代价,存在资金成本范畴,是因为有其存在的理论依据和客观基础,这是由资金本身的特征及资金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而决定的。 如果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沿着市场化的道路走下去,资金成本很可能转为资本成本。 但是,“拨改贷”并未进一步促进国有企业的市场化。 这是因为提供贷款的银行没有市场化。 国有企业肆无忌惮地追逐国有银行资金,对应的资金成本无法约束国有企业管理者对资金的有效需求。 1990年中国深沪证券市场成立,宣告中国开始引进现代资本市场的架构体系。 在“拨改贷”后,国家财政实际上向国有企业注资很少,现在让国有企业上市筹资,上市公司也就顺理成章地想当然地把从股市里筹措的资金当作国家无偿补充的资本金看待,使得筹资异化为圈钱,以致股权资金成本的约束力还不如银行贷款的约束力。 于是资金成本就一直停留在对经营者的软约束状态,始终无法演变成具有硬约束性的资本成本。 由此可见,正是中国国企的改革路径决定了资金成本不同于资本成本这一结果。 3 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在中国混淆的危害 3.1 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混淆的原因虽然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从内涵到外延都迥然不同,但在中国财务理论与实践中却经常将两者混为一谈。 黄少安、张岗发表于《经济研究》2001年第11期的《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分析》一文就是典型的例子,该文认为上市公司股权融资的总资本成本为CS,“其构成包括:股票投资股利PS;股权融资交易费用CT;股权融资的公司控制及负动力成本CP;股票上市广告效应带来的负成本-PA。 ”“CS=∑(PS,CT,CP,-PA)”。 显然这里的CS应该是资金成本而非资本成本。 此外,袁国良、郑江淮、胡志乾(1999)、仇彦英(2001)等以及许多教科书也都出现了类似的混淆。 其混淆程度之深和覆盖面之广均不容忽视。 首先,中国设立资本市场时只注重资本市场架构的建设而忽视了相应财务理念的引入。 在现代财务理论中,投资学与公司财务学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 但是,出于为国企解困的目的引进了资本市场架构和投资学体系,但却忽视了与之配套的现代财务管理思想包括资本成本理念的更新。 在赶超式资本市场制度安排下,中国资本市场得以迅速建立,实现了低端信用的债权融资制度向高端信用的股权融资制度的迅速切换。 然而,正是这种忽视市场内在发展逻辑的强制性制度变迁造成了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的并存与混淆。 其次,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初期的指导思想存在一定失误。 资本成本是现代公司制的产物,因此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时必须考虑投资者的必要报酬。 1992年以前,中国国有企业实行的都是资金平衡表体系,没有资本、净资产等概念。 1992-1995年间,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国有企业普遍展开了按照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计价的清产核资工作。 在此基础上,国有企业开始实行资产负债表体系,也就有了第一笔净资产。 由此可见,国有企业第一笔净资产即资本是1992年以后才问世的。 中国财务界接触资本概念才不过10余年的历史,对于代表资本所有者必要报酬的资本成本就更加陌生了。 特别是这一时期改革的指导思想出现了一定失误,资本成本理念更被有意无意地淡化了。 前证监会主席周小川的一次讲话可为佐证:“由于改革的早期主要是考虑向企业下放经营权,因此存在一种股东消极主义,即削弱股东权利和作用的倾向”[4]。 因此,在这一历史局限性下,代表投资者必要报酬的资本成本迟迟不能正位,资金成本和资本成本的混淆自然就在所难免了。 3.2 二者混淆在投融资决策中的危害 在现代财务理论中,资本成本是公司融资决策与投资决策的交汇和依据所在,堪称现代财务理论的核心;而资金成本只能反映企业单方面的融资成本。 在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混淆的情况下,如果将资金成本用于企业投融资决策,就会带来严重失误。 首先,如果企业在融资决策时使用资金成本,就会出现股权资金成本远远小于债权资金成本的现象。 据《2003年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在深沪股市2002年分配方案中实施现金分红的668家公司中,现金股利支付率在25%以下的公司有120家,其中每股现金分红低于0.05元的上市公司就达184家之多。 这样,以该年证券市场平均市盈率40倍来计算,流通股投资者的平均回报率只有0.95%,还不到同期国债利率水平的一半。 即使加上股权融资交易费用,流通股的股权资金成本也奇低,远远小于债权资金成本。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上市公司普遍出现了与西方国家相反的股权融资偏好。 截至2003年底,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债券31只,可转债23只,托管市值分别为367亿、222亿元。 再看股票融资,同样截止2003年底,上市公司在沪深交易所累计发行股份总额为6428.46亿股,其中上市股份为2269.92亿股,总计筹资额(包括A股筹资额和A、B股配股筹资额)为人民币.72亿元[5]。 资本市场融资功能超强发挥的直接后果便是扭曲了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在融资渠道有限、大量企业一窝蜂地争夺上市融资机会的情况下,非市场的行政干预和黑箱操作问题就不可能得以根治,按市场化原则择优配置资源的机制也就很难真正实现。 其次,由于企业融资的资金成本远远小于资本成本,如果将资金成本混同于资本成本,在实践中就有可能误作投资项目决策中的折现率,从而高估项目的净现值,导致投资过度和资本浪费的后果。 中国2003年和2004年上半年的投资过热现象不能不说与资本成本意识淡漠有密切关系。 再次,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的混淆还给中国资本市场建设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6]。 例如,本来同一家上市公司的流通股与非流通股都具有相同的经营风险等级,因而都应该具有相同的资本成本。 但按资金成本计算,则溢价的流通股资金成本就远远小于非流通股的资金成本,用被大大低估的流通股资金成本作为股票定价的折现率,就会高估股票的理论价格,使国有股减持在定价方面迟迟不能取得进展。 最后,由于资金成本并不考虑投资人的回报,国有股股东就缺乏对公司管理者的约束动力。 在资本成本缺位的背景下,由于国有股的产权代表是政府机构或其授权的国有持股公司,其具体代理人在法律上并不拥有剩余索取权,因此他们虽然有权力选择国有企业的董事会成员和经理,但不必为资本收益承担任何后果。 这也是中国公司治理结构难以完善的重要原因之一。 4 结 语 资本成本是一个财务学概念,不能混同于会计学中的资金成本概念。 资本成本体现的是健全的公司治理机制和对资本风险报酬的尊重。 而资金成本是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财务概念,在其诞生及之后的一个时期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资本市场的出现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从此企业的价值就不再与历史成本有关,而是取决于未来现金流的折现。 这时,与风险程度相匹配的资本成本就应该取代资金成本成为投融资理论中的核心概念。 面对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混淆带来的危害,财务理论界也应该尽早摒弃资金成本概念,全面接受与国际接轨的资本成本理念。 参考文献: [1](美)彼得·纽曼.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第一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470. [2]刘恩禄,汤谷良.高级财务学[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243. [3]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76. [4]周小川.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改进[J].中国证券报,2001-05-31(2). [5]中国证监会.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 [6]吴晓求.资本结构和公司治理的若干理论问题[J].中国经济信息,2003,(3):23-25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依法对期货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实行监督管理,是否正确?

【正确】《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依法对期货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实行监督管理。

金融中介机构变迁中的金融市场

下面是我整理推荐的金融中介机构变迁中的金融市场，欢迎各位金融毕业的同学阅读，同时为大家推荐!

摘要： 金融中介是金融市场的参与主体之一，在间接融资领域吸收发放贷款，在直接融资领域为筹资者和投资者牵线搭桥。我国的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发展联系应放到整个金融体系中去研究，二者的发展目标都是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分散管理风险的金融功能。为了共同的目标，二者相互协调，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具体表现形式的发展联系。

关键词： 金融;中介机构;金融市场;金融功能

从金融活动的角度出发，金融中介是金融市场的参与主体之一，在间接融资领域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在直接融资领域为筹资者和投资者牵线搭桥。这一层面的联系说明两者间的发展会相互促进，金融机构的成长壮大有利推进金融市场提高效率，而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会为金融机构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发展动力。

从金融体系的角度出发，它由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机构共同构成。经济实体要在自有资本之外融资，不是直接找金融市场，就是找金融机构，它们是金融体系的两个互补部分。从这一层面看，金融市场的发展并非意味着金融中介的高度扩张壮大。在整个金融体系中，二者中往往其一居主导地位。因而如果用规模和地位来衡量二者的发展，它们的联系通常是反方向的。然而，用提高金融效率和促进经济增长来衡量二者的发展更有意义，此时它们的联系是正方向的，即在以高效资源配置为目标的金融体系中，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共同发展。

具体到我国的金融中介机构与金融市场的发展联系，基于特定的历史政治因素，本文将从两个阶段进行研究，一是转型初期的金融机构多样化阶段，二是全面改革的金融市场化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以金融机构的改进发展带动金融市场的发展和活跃，第二阶段是金融市场的高速发展不断对金融中介的运作创新和改革提出要求和提供动力。所以，我国金融体系与结构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以更好的实现金融功能为共同目标与核心力量，促使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相互推进的过程。

一、转型初期的金融机构多样化阶段

(一)金融改革初期的背景

在坚定了改革开放道路以后，我国实体经济逐步向市场化深入。货币是有效的商品流通的重要保证，为规范货币流通就要建立经营管理规范化的金融机构。我国在缺乏经验的改革初期，金融中介结构首先产生并居金融体系的主导地位，履行初级的金融服务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市场化初步阶段的实体经济的发展需求。

金融机构发展先行一步，是与我国金融改革的政府主导特性和中国缺乏私有资本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分不开的。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启动后，中国政府财政能力逐渐弱化，在主观上把通过对金融的控制来实现经济调控作为一个自然选择。与此同时，政府看到了实体经济发展对金融机构的需求愈加迫切。金融机构对货币市场调节的间接性一方面可以作为强有力的中央宏观调控的手段和工具，另一方面也一定程度上客观地促进了资金配置效率。更重要的是，在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型过程中，各方利益相互作用，使存在的问题反映到当时的金融体系格局中。这就为经济运行对金融功能提出更高要求，进一步优化金融体系指明了方向。

(二)金融机构多元化

1983年金融改革正式启动以来，中国金融改革走过了一条机构多元化道路，改变“大一统”银行体制下只有一家金融机构的形势，中国初步构建起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租赁等不同业务形态的多元化金融中介体系。此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形成，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区域性银行开始出现，城市信用合作社和信托投资公司迅猛发展。另外，中国银行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监管之下的国家外汇外贸专业银行，转为以盈利为目标的企业。

在面目一新的金融机构体系下，银行等金融中介的业务与功能也在不断扩大丰富。1985年，我国终于走向“实存实贷”的市场化资金管理体制，借贷资金不再是从前的完全由计划指标分配，而是由中央银行实行间接调控功能，迈出了资金自由有效配置的第一步。1986年，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明确规定“专业银行之间的资金可以互相拆借”。同业拆借业务的展开使我国的货币市场加速融通，逐渐形成了全国范围的以大城市为中心的跨地区融资网络。

二、转型初期金融体系格局存在的问题

(一)投资利用率低下

改革开放以来，随居民收入的不断增多和储蓄的不断积累，我国的广义货币M2超比例多于证券资产。甚至到改革新纪元的2001年底，M2仍维持在165%的高水平。而在资本高效利用的美国和日本，同期的这一比率为79%和113%。可见，我国巨大的潜在投资资源并没有转化为实际高效的产能，虽然这由众多社会经济因素导致，但当时存在的缺失金融功能的金融系统格局是难辞其咎的。

(二)残余的计划型管理经营思路

改革初期建立的国有商业银行仍在很大程度上担当着行政委派的角色，多年来在指令性贷款下不堪重负。另外，“实存实贷”仍受到信贷规模限额的控制。旺盛的市场需求、金融机构体系内的竞争、以及混业经营浪潮中跨国银行的冲击，进一步突显了有较大控制力的国家乃至地方政府指令性资金配给的弊端。可见，有效的金融市场尚未形成，它正等待实体经济与金融中介相互作用，从而使金融市场化需求不断加强的`呼唤。

(三)缺乏规制与约束

90年代末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加快，新开工项目大规模建设，钢铁、水泥等建筑性原材料行业也随之大幅度提升融资规模，整个实体经济呈现过热趋势。在缺乏内部和外部约束的情况下，金融中介机构盲目地进行高息揽存，又忽视对贷款需求企业或机构的信用评级与监督。统计资料显示，1997―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关闭了42家有问题的吸存金融机构。

三、全面改革的金融市场化阶段

(一)金融中介的市场化功能拓展为金融市场化做出准备

金融中介的发展为我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兴起提供了一个突破口，它进一步刺激经济发展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推动着金融改革的前进。如证券公司提供自营、代理证券买卖业务，便利了资本市场的交易;信托投资公司活跃在资金调剂之中，预示金融市场形成发展的巨大可能性;商业银行的现代信用货币创造机制在实体经济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下，带来金融规模的扩大，从而构建高效、有序的金融市场逐渐成为客观需要。

(二)金融市场化新阶段

西方国家为满足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要求不仅全面加强市场在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力量，鼓励直接融资，还开拓出各种金融工具，乃至具有跨期选择、虚拟等特性的衍生金融工具。相比之下，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全面的金融市场化也在加速推进。

这一阶段里，我国的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基金市场相继产生并逐渐壮大。主要表现如股票市场市价总值由1991年的0.51%上升到2003年的36.32%，国债发行额由91年的281.25亿元上升到2003年的6 280.10亿元。创新产业的成长，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实体经济投资的扩大，极大地提高了金融活动的参与度，金融市场有了很大发展，资源配置方式越来越多地通过金融市场进行。

(三)高效运转的金融市场“反哺”金融中介

金融市场的发展使我国金融业以更加强劲的态势冲击传统框架，金融中介必将在新的环境中迎来效率意义上的发展：市场竞争激励传统的金融机构进行制度革新和产品创新;金融监管市场意识加强，放松对金融机构业务范围的严格控制;高端金融服务发展空间广阔，等等。

在实践中，市场化的金融创新不断推进。如国有商业银行实现了股份制改革，债转股的处理不良资产模式就是金融市场发展下推动的金融中介的改革创新。有学者利用DEA方法，对1997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的技术效率、规模效率进行了测度与排名，发现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最具活力，效率最好，特别是服务范围跨地区、服务功能多样化的商业银行。

四、功能金融角度的整体分析

以上的论述说明在我国金融改革的实践中，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发展总体上起了相互促进的作用。然而我们还应看到在整个金融体系中，二者是各自具有比较优势的不同体。这意味着金融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并成为主导时，以银行为代表的间接金融领域的中介机构的地位会下降，竞争基础上形成的市场基准收益率取代银行利率成为金融体系和经济活动的基准收益率，银行体系配置的资金规模的绝对优势地位动摇。

虽然二者在规模和地位上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但完全替代是不可能的，他们有着坚固的互补关系。从金融体系分散和管理风险的功能看，金融市场的作用是横向风险分担，而金融中介的作用是跨期风险分担。前者通过匹配不同的资产组合、多样的金融产品实现风险的分散;后者则为资产提供了长期的保值场所。另外，金融中介机构多样化发展要靠市场开拓，金融市场的发展要靠中介机构提供优质的信息、服务和监督。

总之，我国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发展联系要放到整个金融体系中去研究。二者的发展目标都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分散管理风险的金融功能，为了共同的目标，二者相互协调，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具体表现形式的发展联系。我们不需要对这些具体的形式进行定性的描述或判断，而是应该就此发现二者在金融体系中的相互作用机制，并探索出更好的途径，建立二者发展的联系，从而更好的实现金融功能。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Merton所言，现实中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金融机构的功能而非金融机构本身。因此，功能金融角度的整体分析能让我们更好地认识并改进金融体系格局及其内部主体的关系。

参考文献：

[1]黄达.金融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张杰.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M].山西：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

[3]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2004)[M].上海：百家出版社，2001.

[4]杨有振，侯西鸿.金融发展：接轨与前景[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5]吴晓求.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中国的战略选择[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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